从文化角度考察,宋词的荣耀得力于其市井文化与士林文化相互影响的双重品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词的别名入手加以探讨。词又称“诗余”或“长短句”,前者是循其文体嬗变脉络而言,后者是就其形式立名。至于“曲子词”、“曲子”的别名,则强调其音乐属性。从隋唐至宋,这一属性是造就词的双重文化品格的基础。西域音乐在隋唐时代传入中土,并与汉族的传统音乐融合产生出与雅乐对立的燕乐,燕乐即俗乐,词在初期就是与之相配的歌词,其市井文化的品格不言而喻。明俞彦《爱园词话》云:“诗亡,然后词作,故曰余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此论也从音乐入手探讨词的产生。反言之,词之所以能够继诗之后获得演唱者或者吟咏者的青睐,又与其表现形式的灵活多样密不可分。词打破了古近体诗较为齐整的句式,参之以变化错落,因而更适于倚声弦歌与抒情达意。
作为配乐的歌词,词作者必须按照乐谱的音律、节拍进行创作,才能用于演唱实践,于是“倚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