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往日本，目睹当时日本社会的各种情状，认为“日本国俗与中国国俗有大相异者一端，日尚武与右文是也。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之诗歌无不言从军乐”（《自由书·祈战死》），并举出杜甫的《兵车行》，作为中国古代非战诗的代表作。
王嗣奭、王道俊认为这首诗作于天宝八年（749），当时哥舒翰穷兵吐蕃，损失惨重。黄鹤、钱谦益认为此诗作于天宝十年（751），当时鲜于仲通出征南诏，兵败泸南。其实，唐玄宗晚年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边衅既开，海内骚然，国家凋弊，民不聊生，故诗人完全可能假托征人自诉之词，抒写愤激之情。如果局限在某一件事上，反而抛却了作品深刻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