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论语》问世并逐步浩瀚为国之文化主流，再到今天我们回眸审视、认识它的过程，伴随它而产生的注疏、评点也层出不穷，可谓是汗牛充栋。其中精芜杂陈，观点竞现，颇令后学者眼花缭乱，莫衷一是。
古汉字的简洁与多义，年代的久远与语义的流变，当时语境的缺失等原因，客观上造成了解读经典过程中语意存在多义性。故诗无达诂，文难达训。宋儒在解读经典的时候素有“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之说。前者力求通过训诂考证，还原文本，后者偏重于借助经书，阐发己思。当然后者的发挥也必须建立在文本的基础上。这些别裁式的解读法虽常令人耳目一新，但无疑也增加了《论语》注释的多义性，因而也增加了广大师生在解读《论语》过程中披沙拣金的难度。我们不妨试举一例——现语文版七年级和旧人教版初一教材都入选过的一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