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这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作了题为“《易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的报告，使得《易经》背上了“阻碍近代科学在中国产生”的罪名。杨先生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它只有归纳法而没有推演法，并且《易经》采取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这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主要原因。很多学者对杨先生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易经》具 有演绎法，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流观念而不是《易经》的专利，因而不能把罪责归于《易经》。有些学者试图从经济、政治制度等多个视角分析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比如，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需要复杂的科技，重文轻理的儒家思想和八股取士制度对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影响等等。其实，这些分析不足以说明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只能说明中国古代文化和政治制度不重视科学，是对大的背景的介绍。再者，他们的论述都是从这个背景阻碍科学发展的角度进行，而忽略了中国古代科学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事实。可见，这种解释路径行不通。其实，既然近代科学是自国外引进中国，它也只能是“近代科学在中国”，探究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应该从中国古代科学与近代科学各自具有的鲜明特征里寻找，这些特征长期以来形成的惯性应该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