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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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与屈原，是中国哲学史与文学史上两颗璀璨的巨星。他们同时出现于中国的战国时代，庄骚比翼，哲诗辉映，代表了我们民族在思辨与审美领域中达到的高峰。庄子是一位将认知与审美融为一体的哲人，他的人本体论哲学，让人们追思“有限的个体生命如何去把握永恒的人生”，带有一种诗意的光辉。一部探讨哲理的《庄子》，充满了艺术想象、浪漫情调和浓郁的诗情。以“辩多而情激”著称的庄子，正是在理智与情感、哲学与诗之间寻求美和自由的人生——诗意的人生。庄子既是哲人，又是诗人，确切地说，他是一位“哲诗”。屈原则恰好是诗人而兼哲人，是一位“诗哲”。他不仅写出了《天问》那样广泛涉及宇宙、神灵、万物、历史、政治、人生问题的哲理诗，以诸子式的怀疑、批判、探索的精神，叩问宇宙、历史与人生之谜，即使《离骚》《九歌》这类抒情诗篇也都蕴含了深邃的哲学意识，表现出诗人对自然哲学、历史哲学、人生哲学的思考。庄子、屈原及其作品的出现，远远超出了哲学、诗歌艺术的范畴，而具有了整个文化精神领域的意义。
庄子与屈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文化高峰中文史哲互涵互动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战国时代，经济、政治经历着极为深刻的变化，文化上亦在历史继承和南北交流的基础上总结、革新、开创，从而掀起了中国文化史上灿烂的第一个高潮。在这个“高峰”和“源头”时代，出现了以“楚辞”为代表的文学，以《左传》《战国策》为代表的史学和以诸子为代表的哲学，它们体现了整个历史时代的学术造诣和文化水平。而且，三者之间还表现出一种互涵互动的关系：无论是文学、史学还是哲学，其中任何一个科，都不是孤立存在和发展的，而是互相联系、渗透，彼此促进错综地发展的。在文史哲的交融中，不仅文学自身兼含着史哲的因素，从而呈现了一种气象雄浑的“大文学”形态，同时还出现了史著文学化与哲学诗意化的倾向。史著文学化导致了史传文学的产生，它们是史与文的有机统一，是用文学的手法写出的历史，又是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从而既把历史文学化了，又把文学历史化了。哲学的诗意化，其结果是哲理艺术散文的产生和诗化哲学的出现。《老子》等虽是自创体系的哲学，但认知中又都运用了以形见理的方法，逻辑思维的线索上缀满了形象的花结，使哲理与艺术达到了完善的结合，进而更在情与理的交融中，出现了睿智与深情结合的诗化哲学。庄子与屈原正是在这种学术文化背景中出现的。作为一种文化奇观的“庄骚辉映”，实则是在诗意的沉思和沉思的诗意中，表现了哲学和诗在最深层次上的融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