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4年11月25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作家之一，20世纪中国杰出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巨匠巴金先生诞辰110周年。岁月悠悠，然而他的作品、他在所经历的那个时代发出的声音，依然回响于我们生存的现实空间，告诫我们，历史不会截然分开。
一个时代的终结
巴金是20世纪中国最后一个离世的文学大师。为此，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师时代结束了。巴金留给读者作品和译作1500万字。其中长篇小说《家》、《春》、《秋》、《寒夜》深受广大读者喜爱，还有他在“文革”后所写的《随想录》、《真话集》，在国内外读者和文学界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早期的长篇小说《家》、《春》、《秋》控诉和批判了封建社会的专制和灭绝人性，他晚年所写的《随想录》、《真话集》等散文，在控诉和批判之外还有着深刻的忏悔意识。
有人说我们的绝大多数民众在一个政治运动到来的时候，集体下跪说：我忏悔！在那个运动结束之后，又集体昂首站起来说：我控诉。然而，巴金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十年动乱结束之后，却跪着说：我忏悔。他忏悔，是因为在那个运动开始的时候，他也跟着那集体下跪说：我忏悔！
巴金从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开始忏悔，他当时曾经在那个运动中“在上海写过三篇文章，主持过几次批判会”，这些事虽然早已被人们忘记，但是巴金在《随想录》中说：“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20世纪50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
巴金回忆“文革”往事时，为自己“文革”中唯唯诺诺，不敢坚持真理而忏悔；他在回忆鲁迅时，为自己在鲁迅“先生的言论被利用、形象被歪曲、纪念被垄断的时候，没有站出来讲过一句话”而忏悔，为自己丧失了“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的鲁迅精神而忏悔。
巴金的晚年是忏悔的晚年。
具有忏悔意识的作家才是真诚的作家，没有忏悔意识的作家是没有良知的冒牌作家。
当傅雷用自己的力量结束生命的时候，他还结束了一个维护尊严的时代，在他之后，很少有作家懂得维护人的尊严。
巴金的去世还结束了一个忏悔的时代，在他之后很少有作家忏悔，更多的作家在躲避忏悔，躲避崇高，躲避历史与政治，尽情抒写着故纸堆中的陈年旧事，尽情歌颂专制和皇帝，尽情描绘暴力与性爱，尽情叙述个人的离合悲欢……
在我们纪念巴金先生110周年诞辰之际，让我们尊敬他的良知，同时也唤起我们的良知，做一个正直的人。
巴金的字典里，有两个很重要的词：一是读者，二是朋友。这两样东西，他念了一辈子。
“对于我，要是没有朋友，我现在会变成怎样可怜的东西，我自己也不知道。”在散文《朋友》中，他真诚地说：是朋友们把我救了。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1990年，冰心把瞿秋白赠鲁迅的这幅题词，又写给了巴金。
冰心与巴金，近一个世纪“冰洁金坚”的友谊，甚至延续到第二代、第三代身上。冰心的子女叫巴金“舅舅”，巴金的子女叫冰心“姑姑”。冰心说，文坛上完全没血缘关系的人，除了萧乾，孩子们叫他“饼干舅舅”之外，只有巴金，大家喊他“舅舅”。
晚年，两位老人经常互送小东西“表白”。巴金故居里，有冰心送给他的放大镜，旁边展示着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巴金老弟，送你放大镜，看书可以用。这是冰心晚年送给巴金放大镜时所附的。她还送给巴金一个看书架，“怕他看书托不动。”
上世纪30年代，两人才见面交往。抗战时期，冰心生活困难，巴金主动对她说：我来给你编一套书，放在开明书店出，让你拿点稿费。冰心一辈子记得这件事。
一开始，他们是作家间的交往，比如两人有很多共同的志趣，对真善美的追求，对‘文革’的反思，关注教育、知识分子、孩子。到了晚年，完全是精神上的支持，友情越走越纯粹。
冰心比巴金大4岁，从个性、气质上讲，比这位老弟乐观，而巴金为人要忧郁一些，所以冰心常劝他：你要看得开！我年龄比你大得很呢！
两人的情谊，如果用文字表达，就是巴金说的：有你在，灯亮着。
巴金其人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被誉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巴金从小生活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目睹了种种丑恶的社会现象。“五四”运动使他打开眼界，树立起反对封建制度、追求新的社会理想的信念。1921年肄业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1927年至1929年赴法国留学，1929年回国后，从事文学创作。曾任第三、四、五、六届中国作协主席，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82年4月2日，巴金获得但丁国际奖。巴金被认为代表着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良心，他晚年提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化大革命博物馆，前者夙愿已实现。
巴金这一笔名源自他留学法国时认识的一位同学巴恩波，以及这位同学自杀身亡时巴金所翻译的克鲁泡特金著作。他把二人的名字各取一字，成为他的笔名。
作品
巴金主要作品包括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抗战三部曲《火》，以及小说《寒夜》、《憩园》，散文《随想录》等。译作有长篇小说《父与子》、《处女地》。
《灭亡》（20世纪20年代）
1927年7月，留学法国的巴金肺病加重，也因为手里的资金紧张，他从巴黎搬到了向东一百公里的小城沙多，在那里他翻译了克鲁泡特金《伦理学》，写完了小说《灭亡》。严格地说，《灭亡》是一名以“社会运动者”为角色的文人寻求出路的挣扎之作。
1928年10月，《灭亡》被叶圣陶发现，发表于《小说月报》，巴金还不知情，他正从沙多回巴黎再回马赛，打算按他到法国的路原路回国。因海员工人罢工，他在马赛滞留了12天，住在海滨的美景旅馆，整天阅读左拉的小说和看电影消磨时间。
激流、爱情三部曲（20世纪30年代）
1931年后约一年半时间，巴金一直处于闭门写作状态，写了80多万字10本长短篇小说。大哥李尧枚一直是他最重要的精神和物质支柱，大哥自杀后，他的激流三部曲的写作一发不可收拾，每周送往连载小说的《时报》的稿子足10天之用。
30年代上半期，巴金创作激流三部曲和随后的爱情三部曲的时候，国内文化界主导的力量是左翼文艺运动。而巴金在那个时期和左联领导人几乎没有什么接触，这主要是巴金长期以来有不愿参加严密组织的性格，他也不太关心文艺界的分歧。但巴金还是有倾向的，他基本上站在鲁迅这一边。
《寒夜》（20世纪40年代）
1942年，巴金开始以民国路的房子为背景构思《寒夜》。他想在这篇不同于以往的作品中更多地表现一些痛苦不堪的小人物。这和他一直以来充满理想、反叛和拷问的作品迥然不同。1945年5月21日巴金回到上海，开始把构想中的《寒夜》变成文字。他的好友索非夫妇、黎烈文、马宗融、毛一波都陆续到台湾去了。巴金一再强调成书的时代背景——揭露抗战胜利前夕大后方的政治黑暗和知识分子的处境。他在《寒夜》的结尾里写道，“夜，的确太冷了”。
《随想录》（20世纪70~80年代）
巴金自1978年底在香港《大公报》开辟《随想录》专栏，从1978年12月1日写下第1篇《谈〈望乡〉》，到1986年8月20日写完最后一篇即第150篇《怀念胡风》（陆续以每30篇编为1集，共出5集，依次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其间历时8年。写完这部全长42万字的散文巨著，对于年届八旬的巴金来说，不仅意味着工作的艰辛，它还更是一次老人对自己心灵的无情拷问，是一次伴随着内心巨大冲突而逐渐深入的痛定思痛的自我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