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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无端不寄相思字

阅读:542 次  我要评论(0)  收藏  2015/1/7 17:29:00

 1928年,上海,中国公学。

  大学部一年级的现代文学课上,一个年轻的教师站在学生们面前,说不出一句话,在这样令人窘迫的沉默里,他背过身,提笔在黑板上写:“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学生们善意地笑了,宽容了他的惊惶。

  他便是沈从文。

  他是诗人徐志摩推荐来的,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接纳了他。这个从湘西大山里走出来的年轻人,行伍出身,只有一张小学毕业文凭,却被聘为大学讲师,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

  他唯一的凭借,便是才华。

  他的学生里有一位十八岁的少女,极其清秀美丽,是苏州乐益女子中学校长张冀牗的三小姐,公认的中国公学校花。

  她便是张兆和。

  张兆和出身名门,曾祖父张树声历任两广总督和代理直隶总督,父亲张冀牗独资创办了乐益女中。在合肥老家,张家有万顷良田,光是收租就能收十万担。张冀牗担心久居合肥会让子女沾染世家子弟奢华的积习,遂举家搬迁到上海,尔后,又迁居到了苏州,从此在这婉约清嘉的江南古城定居了下来,成为苏州城里的“名门”。

  张兆和还有三个姐妹,分别是嫁给了昆曲名家顾传玠的大姐元和,嫁给了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二姐允和,和嫁给著名汉学家傅汉思的四妹充和。张家的四朵姐妹花都是大家闺秀,相貌秀美、知书达理,而且精通昆曲。小说《秋海棠》的作者秦瘦鹃曾说“张氏四兰,名闻兰苑”,文学家叶圣陶也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张兆和与沈从文,一个生长在富饶秀丽的江南古城,温柔富贵乡里长大的名门闺秀;一个来自蛮荒之地的湘西山间,是曾参军,凭着一股热情闯入都会的清贫男子。他们全然是两个世界的人,然而,奇妙的缘分将两个人联系在了一起。

  沈从文对张兆和的爱恋来得默然,却是一发不可收拾,写给她的情书一封接一封,延绵不绝地表达着心中的倾慕。

  他写道:“我曾做过可笑的努力,极力去和别的人要好,等到别人崇拜我,愿意做我的奴隶时我才明白,我不是一个首领,用不着别的女人用奴隶的心来服侍我,但我却愿意做奴隶,献上自己的心,给我爱的人。我说我很顽固地爱你,这种话到现在还不能用别的话来代替,就因为这是我的奴性。”

  他还写道:“三三,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美丽。”

  在信中,沈从文毫不掩饰地将自己摆在了一个奴隶的位置,他近乎卑微地爱着张兆和,把她当做顶礼膜拜的女神。

  一个男子爱一个少女到这种程度,有时都叫人忍不住怀疑,他究竟是爱那个叫“三三”的姑娘,还是爱着他自己心中构建出的“女神”幻影。

  沈从文的情书如狂风暴雨一般,携着不顾一切的勇气和热情向张兆和席卷而来,那些信,几乎封封都能当做美文来读。这让人联想起了徐志摩,那个推荐沈从文来中国公学的诗人,他也曾写下无数诗句,那首《再别康桥》成了流传于世的名篇。他也像沈从文一样,将一颗心都融化在那些诗里,双手捧着敬献给他热恋的女神林徽因。

  可是,他们都被拒绝了。

  张兆和对沈从文很冷淡,他的信,她几乎一封也没回过。

  后人评说,这是因着“女神”们与生俱来的理性,然而,她们那时都还只是少女,恐怕还未必那样清醒明白。

  不过,哪怕从少女的心思去揣摩,谁会爱上一个在自己面前全无自尊的男子呢?更多时候,少女们会因为崇拜而爱上一个人吧,那是个仰慕英雄的年龄阶段。

  沈从文那时出版了很多小说,已经有了一些名气,人也生得清秀斯文,他全然可以借着教师的名义,去接近张兆和,比如替她修改几次作业,或者扯上几个文学话题,在她面前侃侃而谈,显示自己渊博的学识。

  又或者,他可以耐心地倾听,始终微笑着,让她沉浸在他的“懂得”里。胡兰成就是这么做的,也许,很快,少女张兆和也会像张爱玲一样爱上他。

  可是,沈从文并不是胡兰成,他去世的时候,张家四姐充和为他写挽联,形容他是“星斗其文,赤子其人”。①充和是了解他的,他确实就像一个天真的孩子,他的爱澄澈极了,全然不涉心机与手段,他就那样单纯地全无保留地将自己献给了她。

  这件事在整个中国公学讨论得沸沸扬扬,给张兆和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作为一个大家闺秀,她不甘心也不愿意陷入这样的桃色新闻里。于是,她带着沈从文的一沓子情书去见了胡适校长。

  没想到,胡适并不站在她这方,反而大力夸奖沈从文的天才,说他是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

  胡适这话并不算夸张,沈从文并没受过多少教育,他自学成才,写小说很大程度上来自天赋。就如胡适预见的,后来,他凭着一部《边城》成了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

  胡适对张兆和说:“他顽固地爱着你。”

  张兆和的回答倔强而骄傲,她说:“我顽固地不爱他。”

  这场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之后胡适写信给沈从文:“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可是,胡适的劝导没能改变什么,沈从文依然一封接一封写着信。

  1930年,沈从文离开上海,赴青岛大学任教,他的情书从上海写到了青岛。也许是那海滨城市比上海宁和,他的信也变得端然静好起来。

  “我希望我能学做一个男子,爱你却不再来麻烦你。我爱你一天总是要认真生活一天,也极力免除你不安的一天。为着这个世界上有我永远倾心的人在,我一定要努力切实做个人的。”

  沈从文的态度转变了,他不再寻死觅活,于是,张兆和的态度也有了些微妙的变化。

  她在日记中写:“自己到如此地步,还处处为人着想,我虽不觉得他可爱,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的了。”

  她想到沈从文居然守候了这么久,坚持不懈地写了这么多信,更何况,信写得那样好。当他用温暖庄重的方式表达他的深情时,她“顽固不爱”的心有了动摇。

  如此一晃便是四年。

  1933年暑假,张兆和从中国公学毕业了,回到苏州,沈从文便从青岛来到苏州九如巷张家探访。

  那天,张兆和正好去图书馆看书了,沈从文以为是张兆和避而不见,正在进退两难之时,二姐允和出来了,问清了才知道他就是那个写了许多情书的沈从文。允和邀他进门坐坐,他却执意走了。

  也许是他黯然的神情打动了允和,张兆和回来的时候,允和便要她去旅馆看望沈从文,允和对兆和说:“你去了就说,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请你来玩玩。”

  于是,张兆和去了,站在旅馆门外,老老实实地将姐姐的话一字不落背出来:“沈先生,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你来玩!”说完便再也想不出第二句了,于是两人一起回了张家。

  沈从文是有备而来的,带了一大包礼物送兆和,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有托尔斯泰、妥斯陀也夫斯基、屠格涅夫等的著作,这些都是托巴金选购的,其中还有一对书夹,上面有两只有趣的长嘴鸟。为了买这些礼物,他卖了一本书的版权。兆和也极有教养,她觉得礼物太贵重,便退了大部分书,只收下《父与子》与《猎人日记》。

  张家的姐妹对沈从文都很友善,“五弟寰和还从他每月二元的零用钱中拿出钱来买瓶汽水,沈从文大为感动,当下许五弟:‘我写些故事给你读。’后来写了《月下小景》,每篇都附有‘给张小五’字样”。

  沈从文的感动叫人微微心酸,不过是一瓶汽水,他却是这样受宠若惊,铭刻于心。

  也许,就像钱锺书的那篇有名的《猫》中影射的,“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其作品给读者野蛮的印象;他现在名满天下,总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还觉得那些‘正途出身’者不甚瞧得起自己”。

  沈从文心里是有些自卑的。然而,“正途出身者不甚瞧得起自己”,却是事实,并非他的敏感所致。

  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时候,清华外文系出身的查良铮(即诗人穆旦)说:“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的。”

  国学名家刘文典更是公开表示轻蔑,据说在讨论沈从文晋升教授职称的会议上,他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还有一次跑警报,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对一起同行的学生说:“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警报,他替谁跑?”

  这还是发生在沈从文成名之后,成名了尚且如此,成名前的处境可想而知。那时,沈从文刚从湘西来到北京,向北京各大杂志和报纸的副刊投稿,当时《晨报副镌》的编辑在一次聚会上,将他投寄该刊的十数篇文章连成一个长条,摊开当众奚落说:“这是某大作家的作品!”随后把文章揉成一团,扔进了纸篓。

  行伍出身的沈从文曾受过“科班出身”的知识分子的诸多冷落,可以想象,当他拜访门第高华的张家时,怀着怎样一种忐忑的心情,所以,当他听到兆和不在家的消息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张兆和避而不见,是心里潜藏的自卑让他有了这样的想法,当允和请他进门坐坐的时候,他也连忙推辞,匆匆离开。

  他担忧高贵的张家瞧不起他。

  好在有了小五的那瓶汽水。那个炎热的夏天,那瓶冰凉透彻的汽水成了他心底最清甜的回忆,因为那意味着他在张家受到了欢迎。

  从那以后,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关系有了质的变化,四年的时光如水,“顽固爱着”的沈从文终于打动了“顽固不爱”的“三三”的心。

  沈从文又请二姐允和去征询张父的意见,并向兆和说:“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父是极开明的人,他向来主张自由恋爱,曾说“儿女婚事,他们自理,与我无干”,所以他欣然认可了沈从文。

  于是,允和给沈从文发了一封电报,只一个“允”字,既是她的名字,又表达了意思,被后人称作“半个字的电报”。

  兆和还担心沈从文看不懂,又拍了一封:“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园成婚。

  婚后,张兆和随沈从文去了青岛,在那段新婚的甜蜜时光里,沈从文的创作力也得到了极大的迸发,著名的《边城》就写在那段时间,小说中那“黑而俏丽”的翠翠,便是以张兆和为原型写的,张兆和生得眉清目秀,皮肤微黑,在中国公学被叫做“黑凤”。

  因为母亲生病,沈从文回了一趟湘西。在路上,他又为张兆和写了许多情书,张兆和也愉快地回了。往来书信后来汇集出版了,就是《湘行书简》。

  《湘行书简》完全可当做优美的散文集来读,信中沈从文叫张兆和“三三”,而张兆和叫他“二哥”。

  张兆和担心着:“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为了这风,我很发愁,就因为我自己这时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有了风,还把心吹得冰冷。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持的。”

  沈从文安慰她说:“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想到你。”①

  两人的信用清丽的语言表达着绵绵的思念,款款的深情。

  若是一切在1934年截然而止,该多好。童话里,那些历尽艰难的王子最后终于娶到了美丽的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可惜,这不是一个童话。

  三年后,抗战爆发了。

  1938年,沈从文离开了北京,去了西南联大任教,因为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张兆和留在了北京。

  分离的日子里,他依旧给她写着信,她也依旧回着,这时期的书信后来汇编成了《飘零书简》,然而,《飘零书简》早已不复当年的《湘行书简》。

  在张兆和的信里,柴米油盐的琐事成了写信的主题,沈从文与张兆和结婚后,两个人都不善理财,家中没有多少积蓄,留在北京的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很困难,于是,她开始说沈从文过去不知节俭,“打肿了脸装胖子”,“不是绅士而冒充绅士”。

  而在沈从文的信里却充满着对感情的疑虑与猜疑,他认为,张兆和有多次离开北京去与他相会的机会,但总是“迁延游移”,故意错过,他怀疑张兆和不爱他,不愿意与他一起生活,设法避开他。他甚至告诉张兆和:她“永远是一个自由人”。

  面对困窘的生活,面对纷飞的战火,童话也褪了色,优美诗意终究敌不过柴米油盐,徒留下一片现实的苍白。

  在《飘零书简》里,“三三”走下了神坛,其实她也根本无意做个“女神”,她不过是个寻常女子,拖着两个孩子,独立面对窘迫的生活,她忍不住出言抱怨丈夫。

  然而,沈从文却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兆和,他心底的自卑又一次本能地腾起,将她的家常抱怨归结为移情别恋,所以他急匆匆地写信告诉兆和,如果她爱上别人,可以自由地走。

  他是那样的不自信,觉得与其让她来告诉他,她爱上了别人,不如自己抢先一步说了,还能保全一个风度和体面。

  他的误解让张兆和感到失望,她回道:“来信说那种废话,什么自由不自由的,我不爱听,以后不许你讲。……此后再写那样的话我不回你信了。”

  也许张兆和这一生都不曾体会过沈从文的自卑。

  建国后,沈从文被郭沫若批为“桃红色文艺”“反动”,世态炎凉又一次在他们面前呈现,艰难的生活加上众人的冷眼,张兆和又一次抱怨了,她不明白为什么沈从文不积极向上,不向新中国靠拢。

  她全然不知自己在沈从文的心中有着怎样的地位,她只知道,自己已经不再是当年中国公学里的那个女学生,不再是九如巷张家那个明媚的少女,她已经是妻子,两个孩子的母亲,她要面对柴米油盐,盘点一家人的生计,从小衣食无忧让她忍不住对现在困窘的生活心生怨责。

  可是沈从文做不到转变,他的“三三”不只是他的妻子,还是那位“女神”,在“女神”的责备加上世俗的批判这双重压力下,他几乎精神失常。

  很多年后,张兆和曾写过一段话——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她懂了,可他已经走了,她永远也没法重头来过了。

  二姐允和回忆她去看望沈从文——

  “沈二哥说:‘莫走,二姐,你看!’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他也尊称我三妹为‘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我说:‘我能看看吗?’沈二哥把信放下来。又像给我又像不给我,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又把信塞在口袋里,这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书呢,我正望着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说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

  这事过了没多久,沈从文就去世了。

  他至死都深爱着张兆和,为她的第一封信哭得又伤心又快乐,为她的一个笑容、一句赞赏“欢喜得要飞到半空中”,为她的一次生气、一个抱怨而陷入无穷的苦恼里,甚至想去轻生。

  他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终于,他还是回到了故乡,归葬在了湘西灵秀的山水里。

  他坟地的对面是一片悬崖,崖上蓬勃生长着大丛的虎耳草,《边城》里的翠翠,只有在梦中才能摘到。他爱过的“那个正当年的人”,便似那悬崖上的虎耳草,这一生他没有摘到,于是,他将生生世世守望她。

  作家简介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苗族,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沈从文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1925年发表第一篇小说《福生》,1926年出版第一个创作文集《鸭子》。沈从文20年代起蜚声文坛,与诗人徐志摩、散文家周作人、杂文家鲁迅齐名。代表作《边城》、《长河》、《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因心脏病猝发在家中病逝,享年86岁。

  张兆和,现代女作家。沈从文先生的妻子。1932年毕业于中国公学大学部外语系。毕业后任中学教师,1949年就读于华北大学二部。1941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说集《湖畔》、《从文家书》等。曾任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师大二附中教师和《人民文学》编辑。沈从文曾在给她的书信中写到: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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