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君”一词，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所指内容有所不同。汉代，二千石以上官员可以任用其子为郎，称“郎君”。汉以后，“郎君”一词成为贵族子弟之称呼。隋唐以后，“郎君”一词含义增多，主要是对年轻人、主人的儿子、自己的儿子或女婿、女子对恋人或丈夫的称呼，宫中内臣常称太子为“郎君”，新进士也被称为“郎君”。辽朝初期称贵族子弟为“郎君”，后来一些官衙设立郎君官，“郎君”一词又成为一种官称。
关于金朝“郎君”的含义,目前很多学者都认为是对“宗室”、“皇族”、“金朝完颜氏男性皇族”的称呼。陈述在其文《契丹舍利横帐考释》中曾说过,“按女真之俗，自皇子以至族子，皆称郎君”。李锡厚在其文《金朝的“郎君”与“近侍”》中,通过对《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碑文进行考证，认为“女真建国以后，宗室称郎君”。景爱也认为,金代“郎君变成了宗室贵族独享的专称，非宗室成员不能称作郎和郎君”。崔文印在为《大金国志》“郎君吴矢谋反，路虎连坐，被诛”一条作校证时说，“其人（吴矢）非郎君”，言外之意，吴矢是辽朝降将，不是金朝宗室，不能称为“郎君”，实际上也是认为只有金朝宗室才能称为“郎君”。其实不然，在金朝被称为“郎君”者并非全部是宗室，也包括不少非宗室贵族人员。金朝“郎君”既是人们对贵族青年男子的称呼，也是对金朝某些官员和小吏的称呼。其具体论证如下。
一金代“郎君”并非全部指“宗室”
考证金代的相关史籍，的确很多金朝宗室被称做郎君，如宗室完颜宗望被称为“大圣皇帝次子郎君”、“皇子郎君”、“二郎君等。宗室完颜昌被称为“挞懒郎君”、“监军郎君”，其子则被称为“星哈都郎君”、“胜花都郎君”。又如，宗室撒离喝被称为“啼哭郎君”，完颜宗敏被称为“自在郎君”，宗干被称为“骨仑郎君”，完颜昂被称为“金牌郎君”。但是，史书中被称为“郎君”的并不全部是宗室，非宗室也有被称为郎君者，如称完颜希尹为“兀室郎君”、“乌舍郎君”、“固新郎君”、“骨舍郎君”。洪皓《赠彦清》诗中有：“门下栖迟近一年，郎君高义薄云天。倘能一语宁三国，应有嘉名万古传。”其另一首《彦清生辰》中也有：“息肩弛担未多时，便祝郎君愿德弥，念母年高班绛老，为儒学浅愧萧师，三年不问交邻道，万里宁知复命期，南国人情都不远，赋诗怀远莫相疑。”而这两首诗中称为“郎君”的彦清即是完颜希尹之子。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完颜希尹家族墓地第三墓区（完颜守道墓区）发现一块“阿里郎君墓”碣石和一些碣石碎片，在第一墓区（完颜守贞墓区）采集到“吵看郎君之墓”石碑一块，说明完颜希尹的孙子完颜守道、完颜守贞皆被称为郎君。完颜希尹是欢都之子，据《金史》记载，完颜希尹家族不但不是宗室，就连同姓完颜之“疏族”也不是，而是“异姓完颜”。将完颜希尹称做“郎君”，表明非宗室男子也可称为“郎君”。再如，蒲察胡盏为女真蒲察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称之为“胡琖郎君”；完颜活女为完颜娄室（是异姓完颜，非宗室）之后，也被称为“利涉军路万户孛堇鹘眼郎君”。
《金史》中将外戚裴满忽睹称为“闲郎君”。《三朝北盟会编》等书收有金熙宗时韩昉所作诏书，称“皇叔虞王宗英（太宗子斛沙虎）、滕王宗伟（太宗子阿鲁补）、殿前左副点检浑睹、会宁少尹胡实剌、郎君石家奴、千户述孛离古楚等，竞为祸始”。其中称石家奴为“郎君”。而《金史》中记载的“鲁国公蒲察石家奴”、“乌林答石家奴”、“福山县令乌林答石家奴”都不是宗室。其中，乌林答石家奴为海陵时期守城军官，拥立世宗即位；福山县令乌林答石家奴政绩主要见于宣宗贞佑年间，当不是诏文中所称郎君石家奴。唯有鲁国公蒲察石家奴生活在太祖至熙宗时期。蒲察石家奴也是外戚，不是宗室。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郎君仲和什者谋反，下大理狱，事连宗盘等”。史书记载仲和什为辽朝降将，定不是金朝宗室，但也被称为郎君。这说明金朝的“郎君”并非全部指宗室，也包括非宗室，甚至包括投降金朝的契丹降将。这方面的例子还有许多，比如，苗耀《神麓记》称，完颜昌（挞懒）被罢都元帅职务以后，曾与家人等密谋，欲至祁州问罪，“有亲信契丹人召哲郎君，知其谋，遂告诉于兀术”。张汇《金虏节要》称，“阿骨打既死，粘罕专于军事，乃遣女真万户温敦郎君蒲卢虎、赛里郎君契丹都统马五，东寇居庸关以应之”（《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引张汇《金虏节要》，第181页）。《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淮北寿春府有任契丹男三郎君，天平军节度使、河北路安抚制置使王任，检校少保、天雄军节度使、河北等路安抚使王友直，将带军马八百余人前来”（卷二四八，绍兴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第1780页）。这里所记的“召哲郎君”、“赛里郎君”、“男三郎君”究竟为何人，目前尚难考证，但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多为契丹人，都不是宗室。可见，金朝的“郎君”不仅指女真人，也包括契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