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简介】
余华,1960年出生，当代作家，浙江海盐县人，祖籍山东高唐县。1984年在《北京文艺》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星星》，25岁那一年，又写出了《十八岁出门远行》。余华是中国大陆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与苏童、格非等人齐名。其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韩文、日文等。长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1998年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02年获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2004年获法国文学骑士勋章。长篇小说《活着》由张艺谋执导拍成电影。
【作品风格】
余华的小说从其叙述风格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以传统的写实手法为主，但又不同于传统故事小说。另一类则借鉴各种现代主义表现手法，搅乱时空界限，制造神秘氛围，还原欲望骚动，表现心理变态以及意识混乱的种种奇异感觉。但无论注重写实还是侧重还原感觉，余华都对人性中黑暗、丑恶、残忍的一面进行无情的暴露。他写不可知的预感，写令人不寒而栗的死亡场面，写扭曲、乖戾、怪诞的人性……这一切再加上那无动于衷的冷漠的叙事态度，可以说，余华把8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掀起的冷漠之潮推到了冷酷的深处。
【众说余华】
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到《兄弟》，昔日的牙医余华不断讲述关于“如何活下来”的故事。也许是因为过去经常给患者拔牙，他知道怎样才能让读者忘却现实生活中的痛苦。余华所编造的种种故事，宛如一本经验丰富的野外生存手册，它们表明由中国人所构成的社会仍处于“原野”的状态，生活于其中你必须依靠本能来求生。余华设置了一个接一个的“偶然事故”来阐释人生的悲剧性，命运无常的叹息却无法让主人公的故事产生真正的悲剧力量。——余杰
读余华的作品，我不知道是一种享受还是煎熬。他的作品总是充斥着暴力、死亡、鲜血等一些残忍、血腥场景的描绘，让人心惊肉跳。只是，每一次夜深人静时，摊开余华的作品静静地“聆听”他的讲叙后，心里总浮动着一种无以言说的疼痛与哀伤。怕读余华的作品，却又时时挂念着福贵老汉无依无靠后的清苦日子；怕聆听余华的讲述，却又时时想了解一个我无法预知、却真实得让人心痛的世界。——周明全
【作品欣赏一】
父子之战（节选）
我意识到父亲的脸正在沉下来的时候，我的肚子就会疼起来。
我不知道自己五岁以前是如何与父亲作战的，我的记忆省略了那时候的所有战役。我记得最早的成功例子是装病。那时候我已经上小学了，我意识到父亲和我之间的美妙关系，也就是说父亲是我的亲人，即便我伤天害理，他也不会置我于死地。我最早的装病是从一个愚蠢的想法开始的，现在我已经忘记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我装病，我所能记得的是自己假装发烧了，而且这样去告诉父亲，父亲听完我对自己疾病的陈述后，第一个反应几乎是不加思索的就将他的手伸过来，贴在了我的额头上。那时我才想起来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竟然忘记了父亲是医生，我心想完蛋了，我不仅逃脱不了前面的惩罚，还将面对新的惩罚。幸运的是我竟然蒙混过关了，当我父亲洞察秋毫的手意识到我什么病都没有的时候，他没有去想我是否在欺骗他，而是对我整天不活动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怒气冲冲地训斥我，警告我不能整天在家里坐着或者躺着，应该到外面去跑一跑，那怕是晒一晒太阳也好。接下去他明确告诉我，我什么病都没有，我的病是我不爱活动，然后他让我出门去，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两个小时以后再回来。我父亲的怒气因为对我身体的关心一下子转移了方向，使他忘记了我刚才的过错和他正在进行中的惩罚，突然给予了我一个无罪释放的最终决定。我立刻逃之夭夭，然后在一个很远的安全之处站住脚，满头大汗地思索着刚才的阴差阳错，思索的结果是以后不管出现什么危急的情况，我也不能假装发烧了。
两个护士把我的手脚绑在手术台上，当时我的心里充满了迷惘。
我装病的伎俩逐渐变本加厉，到后来不再是为了逃脱父亲的惩罚，开始为摆脱扫地或者拖地板这样的家务活而装病。有一次弄巧成拙，当我声称自己肚子疼的时候，我父亲的手摸到了我的右下腹，他问我是不是这个地方，我连连点头，然后父亲又问我是不是胸口先疼，我仍然点头，接下去父亲完全是按照阑尾炎的病状询问我，而我一律点头。其实那时候我自己也弄不清是真疼还是假疼了，只是觉得父亲有力的手压到那里，那里就疼。然后，在这一天的晚上，我躺到了医院的手术台上，两个护士将我的手脚绑在了手术台上。当时我心里充满了迷惘，父亲坚定的神态使我觉得自己可能是阑尾炎发作了，可是我又想到自己最开始只是假装疼痛而已，尽管后来父亲的手压上来的时候真的有点疼痛。我不知道如何去应付接下去将要发生的事，我记得自己十分软弱地说了一声：我现在不疼了。我希望他们会放弃已经准备就绪的手术，可是他们谁都没有理睬我。那时候我母亲是手术室的护士长，我记得她将一块布盖在了我的脸上，在我嘴的地方有一个口子，然后发苦的粉沫倒进了我嘴里，没多久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时候，我已经睡在家里的床上了，我感到哥哥的头钻进了我的被窝，又缩了出去，连声喊叫着：“他放屁啦，臭死啦。”就这样，我的阑尾被割掉了，而且当我还没有从麻醉里醒来，就已经放屁了，这意味着手术很成功，我很快就会康复。
很多年以后，我曾经询问过父亲，他打开我的肚子后看到的阑尾是不是应该切掉。我父亲告诉我应该切掉，因为我当时的阑尾有点红肿。我心想“有点红肿”是什么意思，尽管父亲承认吃药也能够治好这“有点红肿”，可他坚持认为手术是最为正确的方案。因为对那个时代的外科医生来说，不仅是“有点红肿”的阑尾应该切掉，就是完全健康的阑尾也不应该保留。我的看法和父亲不一样，我认为这是自食其果。——（选自《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
赏析：将童年的记忆品在舌尖，先苦后甜，那也是人生独有的精彩。父亲，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里，是不可挑战的权威，然而，血管中奔涌着的顽皮和狡黠却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卷入和父亲的斗智斗勇中去。时光荏苒，当父亲的脊背弯若镰刀的时候，我们才真正地明白：儿时父子之间的战争也是一门成长的功课，而父亲，就是教课的老先生。
【作品欣赏二】
影响我的十部短篇小说
《青鱼》（拉克司奈斯）、《在流放地》（卡夫卡）、《伊豆的歌女》（川端康成）、《南方》（博尔赫斯）、《傻瓜吉姆佩尔》（辛格）、《孔乙己》（鲁迅）、《礼拜二午睡时刻》（马尔克斯）、《河的第三条岸》（罗萨）、《海上扁舟》（史蒂芬·克莱恩）、《鸟》（鲁诺·舒尔茨）
我经常将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名字放在一起，并不是他们应该在一起，而是出于我个人的习惯。我难以忘记1980年冬天最初读到《伊豆的歌女》时的情景，当时我20岁，我是在浙江宁波靠近甬江的一间昏暗的公寓里与川端康成相遇的。五年之后，也是在冬天，也是在水边，在浙江海盐一间临河的屋子里，我读到了卡夫卡。谢天谢地，我没有同时读到他们。当时我年轻无知，如果文学风格上的对抗过于激烈，会使我的阅读不知所措和难以承受。在我看来，川端康成是文学里无限柔软的象征，卡夫卡是文学里极端锋利的象征；川端康成叙述中的凝视缩短了心灵抵达事物的距离，卡夫卡叙述中的切割扩大了这样的距离；川端康成是肉体的迷宫，卡夫卡是内心的地狱。我们的文学接受了这样两份绝然不同的遗嘱，同时也暗示了文学的广阔有时候也存在于某些隐藏的一致性之中。川端康成曾经这样描述一位母亲凝视死去女儿时的感受：“女儿的脸生平第一次化妆，真像是一位出嫁的新娘。”类似起死回生的例子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同样可以找到。《乡村医生》中的医生检查到患者身上溃烂的伤口时，他看到了一朵玫瑰红色的花朵。
这是我最初体验到的阅读，生在死之后出现，花朵生长在溃烂的伤口上。
据我所知，鲁迅和博尔赫斯是我们文学里思维清晰和思维敏捷的象征，前者犹如山脉隆出地表，后者则像是河流陷入了进去，这两个人都指出了思维的一目了然，同时也展示了思维存在的两个不同方式。一个是文学里令人战栗的白昼，另一个是文学里使人不安的夜晚；前者是战士，后者是梦想家。这里选择的《孔乙己》和《南方》，都是叙述上惜墨如金的典范，都是文学中精瘦如骨的形象。在《孔乙己》里，鲁迅省略了孔乙已最初几次来到酒店的描述，当孔乙己的腿被打断后，鲁迅才开始写他是如何走来的。这是一个伟大作家的责任，当孔乙己双腿健全时，可以忽视他来到的方式，然而当他腿断了，就不能回避。于是，我们读到了文学叙述中的绝唱。“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先是声音传来，然后才见着人，这样的叙述已经不同凡响，当“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孔乙己摸出四文大钱后，令人战栗的描述出现了，鲁迅只用了短短一句话，“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是用这手走来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热爱鲁迅的理由，他的叙述在抵达现实时是如此的迅猛，就像子弹穿越了身体，而不是留在了身体里。……（摘自《温暖的旅程》）
名家评点：
在写小说的停顿期间，余华寻找到另一种叙述的方式，即散文的言说，这种叙述方式又为他的小说叙事起着递进、增补的作用，如写到失控的未知的大长篇，都部分得益于他在散文文体内的不断思考。余华是少有的，能将语言的精致与朴素、内涵的冷静与热情、情感的温暖与美丽几近完美地结合起来的当代作家。
一个躲在麦田里逃避父亲惩罚的孩子，曾经是江南小镇上的牙医，最终成为当代著名小说家……从三十五篇随笔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生奇怪的旅程，确实像余华自己所说的，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余华对文学的敬畏与热爱，正是他不断求变的动力。——胡传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