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从来不太平
比起日本人来，中国人对国际政治总是更多了一层玫瑰色的幻想。
中国最早的外交家之一郭嵩焘认为：“夫能以诚信待人，人亦必以诚信应之；以猜疑待人，人亦即以猜疑应之，此理无或爽者。”1876年，李鸿章与日本使臣森有礼进行了会谈。李鸿章说：“两国和好，全凭条约”，“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而森有礼却干脆地宣称：“和约没甚用处”，“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即使在甲午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李鸿章还一直认为“日本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
当然，李鸿章或许只是言不由衷地玩了下外交辞令而已，但日本使臣赤裸裸地表达出来的见解，却揭示了国际政治的达尔文主义本质。
国际政治究竟“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这成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理论体系的分野。
德国哲学家康德是自由主义（或曰理想主义）的先驱，他将战争视为文明的灾难，呼唤和倡导“永久和平”。自由主义者们相信，理智能将世界建设得更美好，“好国家”（比如民主）会战胜“坏国家”（比如专制），国际经济的相互依存、民主的扩散、国际制度的制约等，都会推动世界和平。
但遗憾的是，考诸历史，向往和平的占卜者们似乎很少应验过：
着名历史学家、《世界史纲》的作者赫伯特·韦尔斯曾在上世纪初乐观地预言：“对于20世纪初的人们来说，战争正迅速成为一种不可能再次发生的事，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为明显了。”但不久，惨烈的世界大战接连爆发。
进入冷战后，根据《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在《战争与反战争》一书中统计，在1945～1990年之间的2340个星期里，地球总共只享受了3个星期没有战事的太平日子。
东欧剧变之后，冷战结束，“民主和平论”“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国际制度和平论”等等一度成为时尚。这些论断，在愿景阐述和道义扞卫方面，都很容易显得“政治正确”。但是，铁幕的掀开却并没有减少战乱的发生，更没有减少大国对峙、竞争的势头。
美国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悲天悯人地揭示了国际政治的悲剧本质：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无论国家“好坏善恶”，都别无选择，只能为了权力而相互竞争和厮杀，这是一种零和博弈。他因此认为，中美之间必然形成对峙和相互威胁。
而在我看来，在中日这东亚两强之间，也必定要面对同样的历史宿命。
冲突是国家的本能
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这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为获取安全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采取进攻性的战略（即使初衷只是为了防御），结果常常导致冲突和战争。而这些冲突，与国家的社会制度、政治体系毫无关系。国家无所谓“善恶”之分，无非是“型号不同的台球”而已，本质上都按照同一逻辑行事。那种将对手描绘成邪恶或不道德的另类，只是国家在给自己以现实主义采取实际行动时，包裹上一层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的外衣而已。也就是说，“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核心。
在“国家需要多少权力”的问题上，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出现了分歧。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结构促使国家维持现有的均势，而不提供任何寻求权力增生的诱因，守住权力是国家的主要目标。进攻性现实主义则认为，国际政治中几乎看不到安于现状的国家，一国的终极目标就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为“损人利己”创造了巨大的诱导因子，不进则退，弱肉强食。
无论是进攻性还是防御性现实主义，都认可不安全感在国际事务中是普遍存在的。“安全关切”像是一个魔咒笼罩在防御方和进攻方身上：进攻者为了安全而进行扩张，防御者为了维护安全而拒绝退让。无论这两种理论如何分歧，无论国家是为了维护既得权力还是追求更大权力，这都必然导致了国际冲突。
基于现实主义理论的“中国威胁论”，便与那些躲藏在意识形态糖衣下的“中国威胁论”有了本质区别，它直指问题的核心：一山难容二虎，大国冲突就是利益冲突，而不是什么正义与邪恶的抗衡。
这样带有浓厚历史宿命色彩的论断，揆之中日百年情仇，也能得到充分的验证：两大东亚强国，出于自身安全考虑，无论是维持还是攫取权力，都必然导致冲突。
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上奏《外交政略论》，认为：“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山县有朋的“利益线”，首当其冲的就是朝鲜，“朝鲜半岛是刺向日本的一把匕首”。这种安全焦虑，对于日本来说十分自然，并非为侵略寻找“借口”的造作。从地缘战略的角度，这和中国将朝鲜、越南、缅甸等视为御敌的天然缓冲区一样，没有本质区别。
日本对于中国的防范与顾虑，并非杞人忧天。1886年，北洋舰队在访问长崎时，清军水兵因争伎而与日本警察发生械斗，各有死伤。北洋舰队竟褪去炮衣，炫耀武力。谈判中，中国方面也有人提出“撤使绝交、以兵相胁”的主张。在中国的强大压力下，日本最终被迫赔款。“长崎事件”从此被日本看做国耻。除了对大清本身心存顾虑外，日本人更担心中国和朝鲜一旦沦于列强之手，日本将唇寒齿亡，“征韩论”“征清论”的一大动机就是获取大陆基地，“制驭白人之跳梁”。
同样的，李鸿章本人也清醒地看到了日本“阴柔有大志”，并主张韬光养晦，在表面上与日结好，但实质上处处防范。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当时中日之间的相互猜忌与防范，乃至相互妖魔化，都相当正常，亦无本质区别。日本侵华的根本动力，不在于“邪恶”，而在于利益。设若甲午战争取得相反结局，相信李鸿章也会当仁不让地将日本当作抵御西方、逐鹿世界的第一圈“岛链”。
日本唤醒中国
历史往往充满了吊诡，中日关系尤甚。
甲午战争以日本完胜、中国完败告终，却将中国从睡梦中唤醒。梁启超对此有很生动的对比总结：“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故非受巨创负深痛，固不足以震动之。”
被日本唤醒后的中国，民族主义日渐高涨。吊诡的是，在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断上升的时候，中国的人种认同感也不断上升，中日一体感不断强化。无论官方和民间的中日关系，都进入到蜜月阶段。甲午战争造成的短暂仇恨，在中国以惊人的速度消散，东渡日本留学成为潮流，而亚洲主义则开始在两国大行其道。这甚至在西方引起了“黄祸”的恐惧浪潮。
梁启超曾说：“日本与我唇齿兄弟之国，必互泯畛域，协同提携，然后可以保黄种之独立，杜欧势之东渐。”甲午战争后发生的戊戌变法，试图复制明治维新的山寨版，只是更为操切和急迫。而聘请伊藤博文出任大清首相，也一度成为中国改革派的重要建议。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更是自比申包胥，仿屈原《九章》悲歌：“我来欲作秦庭七日哭，大邦犹幸非宋聋……”丝毫没有将日本当作外邦异族。
及至日俄战争，中国留日学生甚至组织义勇队回国参战，以鲜血和生命抗俄助日，官方、民间亦多暗助日军。这一则出于同文同种的种族感情，二则出于文明（日本为君主立宪）征服野蛮（沙俄为君主专制）的主流意识形态倾向。
到辛亥革命后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及一战结束后日本攫取德国在山东的利权，中日关系方急转而下。日本迅速地从同种兄弟、师法对象、同盟军战友（一战时同为协约国）而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亚洲主义”成了“侵略亚洲主义”。抗日随后成为中国的主旋律，美英等西方列强则成为中国的同道人，乃至最后的同盟军。
二战结束至今，中日两国的猜疑和防范心态并未消减。在双方的民族主义者眼中，对方依然是自己的头号敌人，相互敌视的情绪日渐浓烈，甚至对各自政府的政策产生推拉作用。
在这段爱恨情仇的历史中，骨子里依然是“利益”二字。为了国家利益，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它的铁蹄却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为了国家利益，中国人在民族意识支配下，真诚地以日为师，甚至幻想着黄种兄弟联手对抗西方；为了国家利益，日俄战争前后日本竭力拉拢中国，随后又从中国“兄弟”这里攫取更多利权、乃至欲图吞并；为了国家利益，觉醒了的中国要奋起反抗，“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为了国家利益，中日两国至今也在有意无意地利用历史资源，进行博弈……
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被“一山难容二虎”的国际政治宿命所困，继续扮演着“远交近攻”的零和游戏的悲剧角色。
日本成了中国人的“移情寄托物”？
甲午战争以降的一百多年，日本不仅成为中国的一面镜子，更深深地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中国人心理的阀门。
甲午战争的惨败，令中国从这面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落后与愚昧，所以要以日本为师，变法自强；日俄战争中貌似强大的俄国惨败，中国人又从这面镜子里看到了立宪制度的伟力（当时大国中只有中俄两国是君主专制的“灯塔”，两国为此还曾惺惺相惜过一段时间），推动了立宪，乃至共和革命；日本全面侵华后，中国人又从这面镜子里看到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放手一搏，以铁血牺牲换取了1945年的重新崛起：一洗百年耻辱，跻身世界五强。
镜鉴之外，“日本”和“日本人”这两个词，已经融入了中国人主流语汇。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似都对“日本”和“日本人”有着自己深刻的、坚定的见解。我甚至于常常想：如果没有日本的话题，中国人的生活会不会单调？如果没有日本这个被诅咒的对象，中国人的心理会不会失衡？如果没有日本这个卧榻之侧的劲敌，中国人还会不会将“冒着敌人炮火前进”如此强烈的忧患意识写进国歌、日日歌唱？
对于国人强烈的仇日心态，我一贯对口水抗日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而对“师夷长技”持热切的期盼态度。可如今看来，这种仇日情绪于国于民未尝不失为一种心理诊疗手段。
从国家的角度而言，这样一个假想敌的真实存在，或许能有效地凝聚民心士气，弥合乃至转移内部矛盾，多少减轻些内部摩擦。管理学有所谓的“鲇鱼效应”，日本就是可以用来时时警醒民众的“鲇鱼”，起到忆苦思甜的作用。
而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口水抗日的功用或许更在于能极大地宣泄个人的不平心态，尤其在这个风云激荡、容易积郁的改革年代，有利于心态的调整。
国家竞争，固然需要激情，但更需要冷静，这和近身肉搏需要气定神闲的道理是一致的。日本作为我们的“全民公敌”和“移情寄托物”，给了我们难得的全民认同的宣泄口；而日本作为镜子，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未必是变革年代所独有的心浮气躁。
进一步看，即使民意只是寻找宣泄的出口，但一旦汹汹成势，就能裹胁政策，再加上政府对民意浪潮的本能的规避或有意识的引导，其势必更为汹涌，最终形成国家意志的宣泄。中日民间的敌对情绪，在考量中日之间冲突的必然性以及可能达到的烈度时，是一个不能被漠视的重要向量。
我们为什么不敢谈“日本威胁论”？
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尽管当今中国民意“抗日”情绪高涨，但却很少能形成系统的、并且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日本威胁论”。
一面是西方与日本大唱“中国威胁论”，从利益和安全关切看，中国的确对他们构成了至少是潜在的威胁。而另一面，我们却如同鸵鸟一般，在讷讷自辩的同时，甚至羞于提及“日本威胁论”或“美国威胁论”，或者在慷慨激昂的口水抗日之外，对日本疏于进行冷静的研究和防范。
“日本威胁论”在中国舆论中的缺席，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
其一，梁启超所言的“一人为刚万夫柔”的中国特色依然存在，军国大事仍是“肉食者谋之”，而“肉食者”虽然未必“鄙”，但顾虑多。
其二，看似汹汹的口水抗日潮，多是情绪之浪花，其实质一言以蔽之：蔑视日本。而历史已经证明，在“小日本、大中国”的轻佻心态下，重视日本、研究日本往往被当作多余的琐事。
其三，在国际社会依然奉行丛林原则的同时，我们中国人对战争的认知，却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田园牧歌般的浪漫主义憧憬中，甚至还在骨子深处，保留了点宋襄公的遗风，真以为在国际生态和国家利益争夺中，还有什么正义之类的所谓普世原则。实质上，这就是一种绥靖心态。
与带有狩猎色彩的西方文化将战争视为社会常态相比，中国的农耕文化把战争看做一种恶、而将和平当作社会的至善。中文里，“和平”侧重的是协调和宁静，而英、法文中的“peace”更多指的是“同意停战”所带来的愉悦，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状态。
西方人崇尚着“该出手时就出手”，坚定地认为战争虽然破坏和平，但也缔造和平。中国人却时常静静地等待敌人下一次不知道何时发生的入侵。尤其是自宋以来，中国人加速地失去了性格中刚烈的部分，并形成了和平主义的、偏安式的、鸵鸟型的战争观，一如面对妖魔只能念经的唐僧，无谓地进行正义非正义之辩，并一相情愿地认为自己的防御立场和受难经历就能代表正义，并且正义必胜。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陆军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在《清国征讨方略》一书中写道：“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最紧要者，莫过于研究断然进取方略，谋求国运隆盛。”“兵力不整之时，万国公法亦决不可信……既不足恃，亦不足守。”这样有见地的、赤裸裸的直指国际秩序核心的想法，即便出自我们的敌人之口，至今亦值得回味与咀嚼。
中国的基于道德和正义的战争观，实在很需要下载些西方基于利益的战争观来进行升级，才能超越那些被虚幻的词句所遮掩的不切实际的道义优越感。从《水浒传》到《亮剑》，中国至少在荧屏实现了“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亮剑”精神，至少表明了新一代更加现实和阳刚的处世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