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后期，文坛沉寂之际，突兀诞生了一个新的文学派别，给文坛带来了生机，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公安”派。这个文学派以提倡“性灵”著称，其领袖是出生于今荆州市公安县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史称“公安三袁”。他们都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继唐宋古文运动之后，又树起了一面文学革新运动的旗帜。他们的成就不仅是文学成果，也是思想成果，对以后几百年的历史乃至五四文化运动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公安“三袁”，先祖居圻州，后移居荆州公安县长安里。袁宗道(1560年--1600年)，字伯修，明万历十四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春坊右庶子等职；袁宏道(1568--1610年)，字中郎，万历二十年中进士，历任吴县知县，吏部验封司主事等职；袁中道(1570年--1626年)，字小修，万历年四十四年中进士，历任徽州教授、南京吏部郎中等职。三人为同胞兄弟，时称“三袁”，同为著名的文学革新派--“公安派”的领袖。其中袁宏道成就最大，名声最著。
明代自弘治到万历中期，前后“七子”相继统治文坛打百年之久，他们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主张摹拟剽窃。许多有远见卓识的文人学者，都曾不满“七子”派的文学主张和做法，但反对力度不够，正当后“七子”首领王(世贞)、李(攀友)之学盛行，袁氏兄弟独非之。宗道在馆(翰林院)中，与同馆黄辉力排其说。万历二十三年到二十四年，宏道在吴县县令任内，荟集江南进步文人学士，吟诗、撰文，抨击“七子”，首先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这就是“公安派”的旗帜。后来，又由“三袁”兄弟发起，在北京城西崇国寺组织“蒲桃社”，继续进行反复古运动。“中郎之论出，王(世贞)、李(攀友)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道在他两个哥哥去世后，继续举起“公安派”的旗帜，总结了推倒“七子”统治文坛的成绩。对某些末流之弊，也作了实事求是的说明和纠正。“三袁”的文学主张及其清新流畅的作品，对当时文坛及后代文学的发展起了进步作用。特别是宏道的山水游记，清俊秀丽，自成一家。晚期散文家张岱说：“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子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寓山注跋》)。
“三袁”不仅文名卓著，为官也清正廉洁。宗道以右庶子任东宫讲官时，“省交游，简应酬”，办事“鸡鸣而入，寒暑不辍”，致积劳成疾。他去世以后，连购买棺材及眷属回故里的路费都是朋友们的捐助和卖尽他的书画几砚凑的。宏道任吴县县令时，在任仅二年，就使“一县大治”，“吴民大悦”。辞去县令后，“为人贷得百金”，作妻室生活费用。宰相申时行赞叹说：“二百年来，无此令矣！”在吏部任职时，大胆革除弊政，惩治污吏，震动很大。中道也和他两个哥哥一样，为官到头，只落得两袖清风。
在袁氏三兄弟中，对“公安派”文学理论的形成，各自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反复的理论斗争中，三袁组成了一个有序的梯队。最先反对复古的先锋当数袁宗道。正如文学评论价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品》中所说：“公安一派”实自伯修（袁宗道字）发之。”袁宗道很早就推崇白居易和苏轼，他把自己的书斋就命名为“白苏”，其义就是提倡通俗的、接近口语的文字，做到作品明白易懂。
在袁宗道向复古主义的文学主张发起冲锋之后，袁宏道继之开展了全面的进攻，并完善了“公安派”的文学理论。他指出历史上各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法不相沿”，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崇古卑今的口号，而强调“各极其变”。他还提出具体的文学主张，认为反对摹古的武器之一就是要讲究文学作品的真挚情感，即一切作品都要“从真情实境中流出”；另一个武器就是强调独创，在同代诗人中，袁宏道鄙视前后七子，推崇徐渭，其原因就是诗能够“尽翻窠臼，自出手眼”，也就是他在《与张幼于书》中所说的“见从己出”。
继承并完成“公安派”学说的是袁中道。在三袁中，他的寿年最长，因此他得以巩固两位兄长的理论成果，并在各方面都有新的创见。他还被认为是“下启竟陵派的一人”。
在中国文学史上，像三袁这样的一母所生三兄弟能同时期跃登大雅之林，又在哲学思想、政治倾向、文学观点、创作风格，以及性情、气质方面高度的和谐一致，并且能够互相配合实现文学革新的目标，是绝无仅有的。这不但是文学史上的佳话，更是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