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下狱，爱戴他的百姓闻之伤心，朝野的正直士大夫，包括持不同政见的王安石都纷纷为之不平；一些人上书劝谏皇帝，连病中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经过多方营救，至此年年底，苏轼终于得以免除死罪，被贬黄州，这实际上是作为罪人被监管在黄州。
“乌台诗案”对苏轼打击非常沉重，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由此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在黄州，苏轼对他亲手垦殖的土地产生了深厚感情，并以此自地号“东坡”。此时苏轼虽然还没有放弃儒家经世济民的思想，但由于政治上的逆境而产生了对整个人生的困惑和怀疑。在他的思想中，佛老的清净无为，超然世外逐渐占了上风，这也使得他能够以更加超脱的态度看待人生的种种遭遇虽然这场文字狱使他下笔小心了不少，但黄州依然是苏轼创作上一个辉煌的丰产时期。他寄情山水，在对大自然的感悟中淡化和超脱人生的苦难。体现在诗词文赋的创作中，透露出一种寻求解脱的精神追求。
元丰八年，宣仁高太后听政。她十分器重苏轼，先后起用他。但苏轼坚持自己的政见，无休止的政治斗争让他十分厌倦。终于在元佑四年上书请求外任成功，再次出任杭州知州。
十五年后再次至航，“江山故国，如至所归，父老移民，与臣相问”。他勤政爱民，开浚西湖，赈济灾民，兴建医坊，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此后几年他数次被召回京，都深感朝廷不可留，因此又多次自请外放。苏轼在朝期间，像恩师欧阳修一样，积极拔擢后进，一时文坛兴盛，苏轼成为文坛当之无愧的盟主。这为背诵后期文学的发展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
元佑八年，朝廷重新重用起新党，年近六旬的苏轼再次被罗织罪名，贬谪到千里之外的岭南英州，尚未到任，又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到惠州安置。尽管屡受打击，苏轼仍然保持着乐观的精神，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样旷达的句子。
四年之后，朝廷仍然不放松对他的打击，又将他流放到瘴疠肆虐，几近荒蛮的儋州。此时的苏轼早已看淡了世间荣辱，但始终没有放弃儒家的经世精神，他积极改善当地的状况，奖励农业生产，传播文化知识，破除陋习，培养人才。
惠州、儋州期间，条件最为艰苦，但苏轼的文学创作却获得了再次丰收。这时期的思想和创作是黄州时期的继续和发展。佛老思想再次成为他思想的主导。他的诗词中常常流露出随遇而安、放达自适的人生态度。但是与黄州时期的寄情山水不同，此时苏轼的思想已经完全成熟，随缘自适不再是苦苦追求的理想，而完全成为了自身生命的一部分。他把这样一种精神的关照投诸平常的生活，投诸一草一木，从琐事里也能发现无穷生机和乐趣。也正因为如此，恬淡自适的陶渊明最受晚年苏东坡的喜爱，他写了大量的和陶诗与书札散文。这些作品恬淡、超拔、精深、华妙，成为他一生创作的最后辉煌。
元符三年，六十五岁的苏轼获赦北还，结束了七年的岭南生涯。艰苦卓绝的环境并没有磨灭苏轼的精神意志，豁达的性格也丝毫没有改变/他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中仍旧豪迈地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建中靖国元年（1101）5月，苏轼为自己的画像题了一首诗：“心如死灰之木，身似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苏轼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是愤懑，是旷达，是自嘲，还是感慨？个中滋味实在是一言难尽。这年七月，回京途中的苏轼在常州与世长辞，终年六十六岁。
苏轼从年轻时便怀抱经国之志，但终其一生都未能施展抱负。他的一生因为政治而屡遭刊刻和不幸，但这使得他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大大地提高和丰富和深化了他的文化作品的内蕴，成就了他卓越的文学事业。
后记：这是一场崎岖却绝丽的人生旅途。古代文人多仕途坎坷，但相比李白，苏轼没有乖张狂妄，而多了柔韧和隐忍的坚定；相比陶潜，苏轼没有逃避归隐，多了中流击水的勇气；相比杜甫，苏轼没有悲痛忧愤，多了乐观和旷达。他就如同那西子湖长长的堤岸，横亘在积贫积弱的大宋王朝中央，尽管一生动荡，却始终未曾放弃为百姓奔走，乐观豁达、随遇而安的他，正由于有着这样傲然的情怀，方可与暗夜同行，终成时代之光。